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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率是当前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现实选择

来源::未知 | 作者:拉斯维加斯金沙集团_APP官网下载~ | 本文已影响
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目的是为货币政策操作工具确定一个与最终目标相关的、可控的、可测的具体指标(体系)。货币政策作用的有效发挥,与中介目标的合理选择和运用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因此,中介目标的选择与作用方式不可能一成不变,而应当根据货币政策最终目标和传导途径的变化、不同时期的经济发展水平、国内外市场环境及金融环境的变化及时进行调整。我国自1996年开始以货币供应量作为主要的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然而随着经济、金融环境的不断变化,以此为中介目标的弊端逐渐显现,重新选择我国现阶段的货币政策中介目标成为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

  一、货币供应量效力弱化,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重要性降低

  1996年以来,我国先后对货币供应量中介目标进行了几次统计口径上的调整,但从其与国民经济的相关性、可控性及可测性要求来看,货币供应量中介目标效力弱化,作为我国主要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重要性降低。

  (一)货币供应量与国民经济的相关性减弱。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只有与最终目标保持直接、稳定的关系,才能成为判断最终目标变化及其趋势的依据。而从我国中介目标与最终目标的关系来看,货币供应量与经济增长、物价水平和就业的相关性不强,尤其是2000年以来相关性下降的趋势愈加明显。通过对 1996年到2005年的季度数据进行相关性分析得到,1996年到1999 年,M1、M2增长率与GDP增长率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16和0.19,2000年后均下降到0.1以下,个别年份甚至出现了负相关。1996年到 1999年,M1、M2增长率与物价增长率的相关系数分别高达0.98和0.99,但2000年后急剧下降到0.2以下,表明2000年以来货币供应量与物价水平之间的直接关系正在逐步偏离。货币供应量与就业率的相关度也存在相同的变化趋势。货币供应量总体上不能有效反映并影响国民经济的变动,即使货币供应量目标得以实现,也无法有效作用于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

  (二)货币供应量可控性差。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必须能在短时间内接受操作工具的影响,并按货币政策设定的方向和力度发生变化。然而,从我国货币政策操作的实践来看,由于货币供应量存在内生性,中央银行对其进行控制的效力较弱,而且近几年受政策导向、公众预期及金融创新等因素的影响,公众的持币意愿发生了较大波动,货币乘数很不稳定,操作工具难以在短时间内对其进行有效的调整。

  (三)货币供应量的可测性存在问题。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应有比较明确的内涵和外延,并能迅速给中央银行提供准确的资料数据。就我国而言,一方面金融创新使货币供应量的内涵和外延日趋模糊。如某些理财产品既具有活期存款的流动性,又具有定期存款的收益性,若不将其计入货币供应量不合理,因为它确实改变了整个社会的流动性;若将其计入货币供应量,则既可计入狭义货币M1,又可计入广义货币M2,这种不确定性加大了中央银行对货币供应量进行准确测定的难度。另一方面由于影响货币供应量的因素众多且不易控制,造成局部货币供应量规模测度困难,中央银行分支行难以掌握辖区内的货币供应量,无法通过货币供应量了解货币政策在辖区内的实施情况,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在局部范围内失效。

  由于货币供应量中介目标的相关性、可控性和可测性均出现了问题,导致中央银行对货币供应量的调控效力弱化,货币供应量的实际增长率与每年年初制定的目标增长率出现较大偏差。1996年到2004年9年间,M1、M2的实际值与目标值的偏离度各有3年达到20%以上,其中1998年M1的偏离度达到了30%,2002年M2的偏离度达到29.23%.由此可见,货币供应量效力弱化,已不适合作为我国现阶段最主要的货币政策中介目标。

  二、目前我国货币供应量中介目标效力弱化的理论根源探析

  货币供应量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是基于货币学派的货币数量论。货币学派提出货币数量论时,做过几个重要的前提假设。但现阶段的经济发展状况决定了我国不具备这些前提,这是货币供应量效力弱化的根本原因。

  货币数量论前提假设之一:货币供应量是独立的外生变量,不受经济体内其他变量的干扰。但是我国的货币供应量有明显的内生性,中央银行无法有效对其进行控制。如为了拯救因坏账累积而运转不良的国有商业银行,中央银行先是出资购买17000亿元的不良债权,后又注资充实国有银行资本;而为了救助农村信用社,中央银行也被迫投入上千亿资金实施“花钱买机制”的改革,这些举措都相当于投放基础货币;又如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指出的,我国房产等实物产品不断货币化也造成了大量额外的货币供应;另外,由于中央银行难以控制货币乘数的大小,更加剧了货币供应量的内生性。我国外汇储备增长过快也是导致货币供应量内生性的重要因素,2006年上半年外汇储备增加导致中央银行被动投放基础货币高达1万亿元。

  货币数量论假设前提之二:货币流通速度是由公众的支付习惯、流动性偏好等制度因素决定的,与流通中的货币量没有明显关系。而我国的货币供应量对货币流通速度有直接的影响,尤其是近几年来金融衍生产品不断发展,货币替代品层出不穷,使货币供应量的外延更加广泛,对货币流通速度的影响更为明显。

  货币数量论假设前提之三:商品交易量取决于劳动力、生产技术水平等供给方因素。而目前我国产能过剩的现象较为突出,商品交易量主要由国内总需求和出口等需求方因素来决定,这是造成货币供应量中介目标效力弱化的又一原因。

  同时,货币学派认为,货币供应量能够反映经济周期的变化,即货币供应量增加表明经济处于增长阶段,减少则表明经济衰退。而凯恩斯主义者则认为,货币供应量是对经济体流动性的一种测量指标,具有内生性,会在经济拐点发出完全相反的政策信号。当经济由繁荣进入衰退时,不确定性增大,公众的流动性偏好增强,将直接增加货币供应量,如果以货币供应量作为中介目标,则会得出经济繁荣的错误信号,导致货币政策决策失误。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就曾指出,1929年大萧条时,美联储因为货币供应量增长加快而错误地收缩了市场流动性,结果导致了大范围的金融恐慌。

  由于不具备货币数量论的假设前提,因而我国货币供应量不适合作为当前最主要的中介目标,必须寻找更符合我国经济发展现实情况的新的中介目标。

  三、利率和通货膨胀率作为我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条件不成熟

  在寻找新的货币政策中介目标时,发达国家经常采用的利率和通货膨胀率可能是较好的选择。但是通过对这两个目标的理论基础和实践经验进行分析,可以看出利率和通货膨胀率作为我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条件还不成熟。

  (一)以利率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是凯恩斯货币理论的政策延伸。但目前的经济发展阶段和利率形成机制决定了凯恩斯理论的假设前提在我国不成立。

  凯恩斯理论假设前提之一:净出口占总需求的比重很小,政府支出是对总需求的调整变量也可忽略,因而国民收入由消费和投资决定。而近年来我国的净出口出现平稳上升势头,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日益明显,其占总需求的比重非但不能忽略,还应当给予相当的重视。

  凯恩斯理论假设前提之二:利率是由市场资金供求状况决定的,消费和投资对利率的变动富有弹性。目前我国利率市场化水平不高,利率管制造成货币市场利率无法与金融机构和公众形成关联机制,难以影响整体利率水平和结构。利率不能准确反映资金市场的供求状况,阻碍了货币政策的传导,从而造成消费和信贷对利率不敏感,利率不能充分发挥对消费和投资的激励或抑制作用。

  凯恩斯理论进一步将以上假设延伸,认为中央银行完全能够调控利率。其他经济学家就此提出了异议。弗里德曼指出,货币供应量增加导致利率下降,当利率下降到一定程度,就会刺激投资和产出增加。随着产出和就业增加,收入相应提高,进而推动物价上涨,刺激企业扩大生产,增加资金需求,又导致利率回升。因此,利率是经济体的内生变量,中央银行无法有效地控制利率。

  另外,我国还没有作为一般资金价格的完整统一的基准收益率曲线,Shibor作为基准利率的雏形,其形成机制尚不完善,对其他市场利率,特别是商业银行利率的影响十分有限。因此,将利率作为我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条件不成熟。

  (二)通货膨胀目标制是在特定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下,对货币政策目标做出的取舍选择。它放弃中介目标,直接盯住通货膨胀率,其作用机理是基于附加预期的菲利普斯曲线。但是我国并不存在菲利普斯曲线所描述的通货膨胀率和产出之间的稳定关系,而且通货膨胀目标制要求物价水平能够真实反映市场供求状况,而由于我国目前处于经济结构调整期,资源、资金等价格尚未完全放开,不同价格指标的变动趋势也存在不一致现象,因此,要在短期内实行通货膨胀目标制不太现实。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也曾公开表示,选择货币政策目标应该考察在何种特定条件下,货币机制和货币政策能产生效能,而对于兼具新兴经济和转轨经济特点的中国经济体而言,通货膨胀目标制等成熟国家的货币政策和机制是不合适的。四、汇率是现阶段开放经济下我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最优选择

在货币供应量、利率和通货膨胀目标都不适合作为最主要的中介目标的情况下,要重新界定我国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必须结合我国现阶段经济发展的现实状况及货币政策制定和实施的具体要求。

  (一)从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特征来看,在“充分就业、物价稳定、经济增长和国际收支平衡”宏观调控四大目标中,国际收支的动态平衡已成为核心目标。

  我国目前处于外向型经济主导阶段,对外贸易对我国就业、价格和经济增长而言至关重要。首先,贸易部门,特别是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部门创造了我国现阶段主要的增量就业机会。据测算,每出口1亿元的工业品可为1.2万人提供就业机会,按2005年的加工贸易出口规模估算,我国加工贸易可为近5000万人提供就业机会。其次,对外贸易能够引起国内价格的波动。进口资源等生产要素的价格会直接影响国内厂商的成本;而国内产能过剩又增大了出口压力,如果出口急剧萎缩可能导致严重的通货紧缩。第三,国际贸易对经济的贡献率迅速上升,2005年我国外贸依存度达到63.86%,国际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25.8%,较2004年上涨了323%.由此可见,对外贸易已成为增加总需求从而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在宏观调控四大目标中,国际收支是直接反映对外贸易总额变化的目标,因此国际收支的动态平衡就成为影响就业、价格和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之一。 2006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明确提出,应将促进国际收支平衡放在突出位置,作为保持宏观经济稳定的重要任务。由此可以看出,国际收支平衡已成为四大目标中的核心目标。

  (二)汇率是与国际收支直接相关、能够迅速反映国际收支变化情况及趋势的经济变量。国际收支动态平衡成为宏观调控核心目标,对货币政策中介目标提出了新的要求。新的中介目标必须与国际收支密切相关,并能够迅速反映国际收支的变化。在经常使用的货币政策中介目标中,货币供应量、利率、物价水平和汇率等都能够影响国际收支的变动,但其作用机制和效果截然不同:

  1.货币供应量对国际收支发生作用是基于约翰逊的货币分析法。该理论认为国内的名义货币供应量和货币需求量的差额决定了国际收支,而中央银行运用各种政策工具可以控制这一差额。这一理论在我国并不适用,因为我国货币供应量具有内生性,货币需求量受多种因素干扰也不易控制。

  2.利率对国际收支发生作用的前提是利率能够完全反映资本市场供求状况。利率上升会使本币升值,资本流入增加,出口减少;反之则反是。但我国利率的非市场化制约了其作用的有效发挥,资本流动没有完全放开也从制度上削弱了利率变动对资本流向的作用。因此,利率无法按照政策意图对国际收支进行调节。

  3.物价对国际收支产生影响是根据克鲁格曼的预期理论,即物价上涨会使公众产生贬值预期,导致外汇储备流失和国际收支恶化。但经过对2001年来物价水平和国际收支关系的研究发现,由于我国资本项目开放的制度性改革、外国直接投资的行业特点等引起国际收支发生了结构性变动,国内物价水平上涨并未带来国际收支顺差的逆转,而是形成了通货膨胀和国际收支顺差并存的状况。在我国现阶段,国内物价水平的变动对国际收支的影响并不明显。

  4.汇率发生趋势性变动势必影响国际收支,这是由于国际收支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贸易和资本品的价格,而汇率变动又会对贸易和资本品价格产生直接的影响。通过对1994年至2005年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与国际收支季度时间序列进行回归分析得出(见下表),1997年之前,汇率与国际收支相关度很低;随着1996年底经常项目可兑换的实现,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加快,企业国际竞争力提高,利用外资环境得以改善,汇率与国际收支的相关性逐渐增强,进入2000年后汇率与国际收支的关系更加密切,二者的相关系数达到0.78.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在开放经济条件下,货币供应量、利率和物价水平与国际收支变动的联系有限,而且从根本上来看,它们都是直接与汇率发生联系,进而影响国际收支。汇率是唯一与国际收支直接相关、能够迅速反映国际收支变化情况及趋势的政策变量,因而适宜作为我国现阶段主要的货币政策中介目标。

  (三)汇率作为主要的货币政策中介目标与货币供应量、利率和通货膨胀相比,更适合货币政策实施的要求,能够为中央银行提供合理的货币政策操作框架。

  1.与货币供应量相比,汇率在与国民经济的相关性和可控性方面有明显的优势。首先,汇率变动可以直接影响国际收支的动态平衡,从而间接影响价格、就业和经济增长,因而汇率与国民经济息息相关。其次,国际收支尽管会影响汇率,但这种影响是中央银行可以预见并能够通过对经济指标的调节进行控制的,而国际收支对货币供应量的影响却加剧了货币供应量的不可控性。通货膨胀率和利率理论上会影响汇率,但是目前我国的价格机制还不完善,经济主体对市场价格的变动不灵敏,价格的变化基本上不会影响汇率;而我国利率水平低于其他国家,理论上应导致资本流出,本币贬值,但由于我国对QDII实行管制,所以利率对汇率的影响不大。因此可以说,汇率是最具外生性的政策变量。

  2.与利率目标相比,汇率发生作用的机制对我国现阶段而言更加现实。利率目标要求有成熟的基准收益率、基准利率和完全市场化的利率形成机制,而汇率的目标区间更容易确定,汇率目标制对汇率形成机制的要求又恰恰符合我国现行的汇率形成机制。

  3.与通货膨胀目标相比,汇率目标不要求中央银行有较强的独立性,相反,越是中央银行独立性差的国家,汇率中介目标对经济的促进越明显。独立性差的中央银行采用汇率中介目标,使本国货币区间盯住或直接盯住强国货币,可以依赖强国经济的稳定性,促进本国经济的发展。近年来,我国大量的外汇占款导致中央银行被动地投放大量的基础货币,削弱了中央银行的控制效力;而外商直接投资在对我国经济发展起到促进作用的同时,也削弱了中央银行通过调控利率抑制投资的政策实施效果。外向型经济主导导致了我国货币政策独立性较差,在这种情况下采用汇率中介目标能够更好地发挥货币政策的作用。

  4.汇率目标能够为中央银行提供合理的货币政策操作框架。目前我国的汇率形成机制决定了汇率浮动有一个相对稳定的区间,每日银行间外汇市场美元对人民币的交易价在中央银行公布的美元交易中间价上下千分之三的幅度内浮动,非美元货币对人民币的交易价在中央银行公布的该货币交易中间价上下一定幅度内浮动。同时,中央银行通过对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外汇交易收盘价的掌握,对汇率的浮动进行管理。因此,以汇率作为主要的中介目标有利于中央银行及其分支行及时、准确地观察辖区内货币政策的实施情况,并运用各种操作工具对其进行调控,使汇率在合理区间内浮动,保持其变动幅度的相对稳定。

  (四)以汇率为主要中介目标,符合我国经济由外向型向内需主导型转向的发展战略。近年来我国主要依靠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经济发展处于被动局面,一旦出现贸易摩擦升级、出口突发性减少等情况使得贸易条件恶化,经济将陷入低迷状态。而且我国对外贸易主要依靠廉价的劳动力和生产要素形成价格优势,以高消耗、高污染的工业制成品出口为主。由于资源的稀缺性,这种出口结构是无法持续的。因此必须降低对外贸易依存度,扩大内需,靠国内需求尤其是消费需求拉动经济增长,同时转变出口产品粗放型的生产方式,才能使经济发展进入良性循环。以汇率为主要中介目标对国际收支规模和贸易结构进行调控,可以促进我国经济由外向型向内需主导型转向。

  汇率可通过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两个渠道影响国际收支的规模。汇率影响经常项目主要表现在汇率变动影响进出口产品的价格,从而使国际收支发生变化。但是对加工贸易而言,汇率还能影响其生产成本。如果汇率上升,出口价格上升;但同时生产成本中用于进口的费用减少,总成本下降,厂商可以适当压低价格以增强产品的竞争力。因此,汇率对加工贸易的调节作用较一般贸易要小。汇率变动对进口的影响是直接而且明显的,人民币汇率越高,进口商品价格就越低,有利于扩大内需,增加进口数量。因此,汇率中介目标对经常项目调控可以着力于一般贸易平衡和进口增加。资本项目方面,当存在较强的升值预期时,会吸引国外短期资本流入,反之则导致资本流出。

  汇率中介目标还可以促进贸易结构的调整。不同的出口产品,其生产成本中进口要素的投入不同。如汇率上升时,生产成本中进口要素越多,成本下降越明显,利润水平受影响越小。这种状况持续下去,资源就会流向进口投入多的部门,一方面促进了进口的增长,另一方面也改变了贸易结构。因此,以汇率为中介目标,通过调整生产成本和进出口商品的价格,在扩大进口的同时,淘汰那些依靠资源的高消耗生产出口产品和进口替代品的企业,符合我国经济由外向型向内需主导型转向的发展战略。

  (五)以汇率为主要中介目标,符合国内外的实践经验。纵观西方国家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发展历史,英国、日本等经济大国在其经济发展的特殊阶段都曾实行汇率目标制。这一特殊阶段的首要特征就是经济开放程度高。例如,上世纪80年代,日本出口迅速增长,对外贸易保持较大顺差。为缓解贸易摩擦,日本将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由控制货币供应量转为稳定汇率,取得了理想的效果。我国经济发展现阶段的特征与上世纪 80年代的日本十分相似,采取汇率目标制应是有效的。而且,回顾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的货币政策,实际上就是放弃了以货币供应量的增减来直接调控经济,而是通过调控货币供应量、利率等变量来保持汇率的相对稳定,从而造就了近10年来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伯南克近期在中国社科院的演讲中也指出,中国投放大量基础货币用以买入美元,就是为了维持汇率的相对稳定。

  需要说明的是,以汇率为主要的货币政策中介目标与操控汇率有本质的区别。以汇率作为中介目标的作用机制是在对外贸易成为决定总需求、进而影响供求平衡的主要因素的情况下,通过汇率在合理区间内的变动,影响进出口的变动和生产要素在国家间的流动,从而达到总需求与总供给平衡,实现货币政策最终目标。具体来说,就是根据国际收支动态平衡这一核心目标的要求,设定一个合理的汇率浮动区间,在这一区间内,汇率是自由浮动的;货币政策则通过公开市场业务等政策工具对货币供应量、利率等指标进行调整,使其影响汇率,将汇率波动维持在合理的区间之内,这也正是我国现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的实质所在。

  五、结论

  在当前我国主要依赖国际收支的外向型经济的主导下,以汇率作为主要的中介目标是货币政策的现实选择。而由于我国中央银行实行多目标制,因此应当以汇率为主,同时配合货币供应量、物价等目标,共同构成我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体系。在将来我国利率完全市场化得以实现、中央银行独立性增强、物价完全能够反映市场供求状况的条件下,可以建立一个包括利率、通货膨胀率、汇率、货币供应量及其他相关的经济变量在内的货币政策中介目标体系,从而使货币政策调控更加灵活,具有更强的可操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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